【黃杲傑觀點】移工懷孕爭議：如何兼顧雇主、仲介與社會權益？

一、從移工立場看：出國工作是為了賺錢，跨國聘僱更應建立在誠信之上

外籍移工為什麼願意遠離家鄉，千里迢迢來到台灣工作？

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希望透過勞動取得收入，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。

既然如此，跨國聘僱就應該建立在雙方誠信、充分了解工作條件，以及願意履行契約的基礎上。

移工知道自己要從事什麼工作，雇主也清楚自己需要什麼人力，這原本就是最基本的聘僱原則。

我並不認為女性懷孕就代表不能工作，更不能因為一名移工入境後被發現懷孕，就直接認定她故意欺騙。

但我認為社會有必要討論另一個問題：

如果個別移工在入境之前，已經清楚知道自己可能因健康或其他因素無法履行原定工作，卻在招募過程中故意提供不實資訊，造成雇主重大損失，難道不應該有相應的誠信責任與爭議處理機制嗎？

尤其是曾經生育的移工，可能具有相關經驗，但仍不能因此推定她必然知道自己懷孕，更不能單憑孕吐或入境時間就認定有欺瞞行為。

真正需要追究的，是有證據的不實陳述、偽造文件或其他違法行為，而不是懷孕本身。

問題在於，現行制度對跨國招募的資訊落差，以及勞雇雙方發現重大工作安排困難後的處理方式，仍有值得檢討之處。

保障移工人權，不代表可以忽略聘僱誠信；重視聘僱誠信，也不代表可以任意剝奪移工的生育權。

政府應該建立清楚的制度，讓雙方在合法且充分知情的條件下，作出負責任的聘僱安排。

二、從雇主立場看：花費高額成本引進人力，卻可能得不到原本需要的勞務

台灣企業為什麼需要引進外籍移工？

台灣家庭為什麼需要聘請外籍看護？

答案其實非常簡單：不是本國勞動力不足，就是取得相同服務所需支付的費用，已經超出部分企業與家庭的負擔能力。

尤其家庭看護雇主，往往是家中有失能長輩、重症病患，需要持續照顧。

這些家庭不是專業照護機構，也不一定經濟富裕，而是許多收入普通、居住空間有限的小康家庭。

為了聘請外籍看護，他們可能已經等候數月，並支付相關招募、行政及安置成本。

有些家庭甚至沒有多餘房間，外籍看護必須與病患同房，才能就近提供夜間照顧。

當看護入境不久就發現懷孕，如果經過醫療評估，部分搬運、翻身或高負荷工作確實需要調整，而家庭又沒有能力提供適當替代工作，問題就出現了。

誰來照顧病患？誰來安排替代人力？家庭又如何負擔額外費用？

工廠雇主面對的情況同樣如此。

許多製造業、營造業工作需要穩定的人力投入，部分工作涉及長時間站立、搬運重物、高溫及機械操作。

懷孕不必然降低勞動能力，但確實可能因個人身體狀況與職業安全需求，必須調整工作內容。

如果工廠已無適當職務，產線缺口由誰填補？

雇主已經付出招募與聘僱成本，卻又可能面臨數月的人力等待及額外支出。

這時政府只告訴雇主，不能因為移工懷孕就解僱，可以協議轉出，也可以申請遞補。

但法律上的「可以申請」，與現實中的「立即有人工作」，根本就是兩回事。

我始終認為，勞工的生育權應受到保障，雇主依約取得勞務的合理期待與照護需求，也應受到重視。

當兩者發生衝突，政府應提供有效的工作調整、替代人力與爭議處理機制，而不是只要求其中一方自行承擔。

三、從仲介立場看：收取有限服務費，卻被要求承擔無限的額外責任

這是外界最容易忽略，也是我長期從事人力服務最深刻的體會。

外籍移工來台工作，國內仲介主要負責招募引進、行政文件、勞雇協調及契約約定的相關服務。

仲介與移工懷孕有關的服務範圍，應依法律及服務契約確認，不能把所有產前醫療陪同、翻譯、待產安排與生活照顧，都理所當然視為仲介無償負擔的責任。

試想，一名初次來台的外籍移工，如果需要產檢、醫療諮詢或住院待產，可能因語言及環境不熟悉，需要額外協助。

她是否知道如何掛號？能否完整向醫師說明身體狀況？醫療人員是否需要翻譯協助？

這些都是真實的服務需求。

但誰來提供翻譯？誰來負擔交通、人員工時及陪同費用？

以目前制度而言，移工每月服務費依法有不同年資的收費上限，最高為1,800元，第二年1,700元，第三年起1,500元。

即使以每月1,500元計算，一次醫療陪同服務所耗費的交通與翻譯人力成本，就可能超過當月服務費。

如果需要多次產檢、勞雇協調、住宿安排及行政處理，服務成本更可能持續增加。

仲介既不是醫療機構，也不是社會福利機構，卻可能在實務上被期待承擔醫療陪同、翻譯、勞資爭議調解及政府法令宣導等多重工作。

最矛盾的是，當雇主因人力無法銜接而要求處理，仲介必須解釋法律不能因懷孕任意解僱；移工需要協助時，仲介又被要求出面處理。

但仲介沒有公權力，不能強迫移工轉換工作，不能核發聘僱許可，也不能保證其他雇主願意承接。

仲介公司收取的是約定範圍內的服務費，卻可能被期待承擔遠超過原有服務範圍的社會照顧責任。

如果政府要由社工、通譯或公立就業服務人員介入，必須編列預算、聘用人員並建立工作制度。

為什麼同樣涉及醫療、翻譯及個案協調的服務，交由仲介執行時，就經常被視為應該無償協助？

我不是說仲介可以完全不負責任。仲介如果有招募不實、違反契約或其他違法行為，當然應依法承擔責任。

但不能因為仲介處在勞雇雙方之間，就把所有制度問題都推給仲介。

政府不能把公共服務責任變成民間仲介的無償義務，更不能讓仲介成為政府與雇主之間的代罪羔羊。

四、從國家社會看：保障移工的同時，如何回應本國勞工與年輕家庭的壓力？

台灣引進外籍移工的規模已經相當龐大，家庭及社福類外籍人力也達二十多萬人的規模。

這套制度早已不是單純的個別聘僱問題，而是與產業結構、家庭照顧、公共財政及社會福利息息相關。

我認為，政府在討論移工懷孕及生育保障時，必須正視另一個問題：台灣本國籍勞工，尤其是年輕世代，對公共資源分配公平性的感受。

今天台灣青年面對的生活壓力何其沉重。

薪資成長追不上房價，租屋成本高，許多人出社會後連自己的生活都難以穩定，更遑論結婚、生育及養育子女。

台灣出生人口持續減少，少子化已成為國家迫切需要處理的重大問題。

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，政府積極宣導移工孕期醫療、安置及育兒相關保障時，也應清楚說明這些資源的適用資格、法源、財源與實際支出。

我不主張因為本國青年生活困難，就剝奪依法應保障的移工權益。

但我認為，政府不能只宣傳提供了哪些福利，卻沒有向社會說明這些福利由誰負擔、如何分配，以及本國弱勢家庭是否同樣獲得足夠支持。

不同補助可能來自健保、社福預算、地方政府或其他財源，不能全部混為一談，更不能在沒有比較相同資格、相同條件之前，就斷言移工待遇必然高於本國勞工。

但正因如此，政府更有責任公開資料，讓社會清楚了解。

如果政策缺乏透明說明，本國勞工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，移工也可能因此承受不必要的敵意。

這不但無助於人權保障，也可能加深社會對立。

真正公平的政策，不應讓不同群體互相爭奪同情，而應讓公共資源的配置有清楚標準，並且接受社會監督。

五、就業安定基金的用途，應回到公開透明與政策成效的檢驗

我還要特別談就業安定基金。

台灣當初引進外籍勞工時，考量外來勞動力可能對本國勞動市場產生影響，因此要求符合規定的雇主繳納就業安定費。

早期制度的重要目的，就是促進本國勞工就業、協助職業訓練及勞動市場調整。

現行《就業服務法》第55條則明定，就業安定費可用於促進國民就業、提升勞工福祉，以及處理外國人聘僱管理相關事務。

也就是說，法律現在確實允許基金使用於外國人聘僱管理及權益保障相關項目。

但合法，不代表不需要檢討政策優先順序及實際成效。

115年度就業安定基金整體來源預算接近300億元，政府掌握如此規模的政策資源，就更應公開說明：

究竟有多少經費實際投入本國勞工職業訓練、轉業協助與就業促進？

又有多少經費用於外國人聘僱管理、相關權益保障與服務？

各項經費是否符合法定用途？有沒有重複補助？實際執行成效如何？

我並不認為所有協助移工的費用都不應支出，但我要求政府公開完整資訊，接受合理檢驗。

尤其移工懷孕衍生的醫療、翻譯、安置、工作轉換及人力遞補問題，涉及多個部會，更應明確區分財源與責任。

政府不能要求雇主繳費、要求仲介協助，卻在真正需要公權力介入時，只提供一份行政說帖。

六、NGO可以倡議人權，但政府不能只聽單一立場

台灣有許多關心移工權益的人權及民間團體，長期參與政策倡議。

民間團體提出意見，是民主社會正常的一部分，也確實有助於指出過去制度忽略的勞動權益問題。

但我認為，政府制定政策不能只考慮單一群體的訴求。

移工團體可以要求保障生育權，雇主可以要求穩定人力，仲介可以要求合理的服務責任，本國勞工也可以關心公共資源配置。

這些聲音都應該進入政策討論。

真正的問題不是某個團體主張什麼，而是政府有沒有能力在不同利益之間建立合理、透明且負責任的制度。

勞動部與衛福部不能只從各自主管法規出發，把跨部會問題分割處理。

當一項政策同時影響勞工權益、家庭照顧、公共醫療、產業人力與財政支出時，就應該有完整的跨部會評估。

否則，一個部門負責保障權利，另一個部門負責提供服務，最後卻沒有人對整體政策執行效果負責。

七、政府應提出完整制度，而不是讓四方承受不同形式的風險

我主張政府應從四個層面建立改善機制。

對移工，建立誠信、透明且符合人權的招募與工作風險告知制度。

在符合隱私與禁止歧視規範下，讓移工充分了解工作性質、職業安全及合法權利義務；對具體不實陳述或偽造資料，依法查證處理。

對雇主，建立工作調整、快速遞補與人力空窗支援制度。

當移工經專業評估確實無法執行原定工作，政府應主動協助，不應讓家庭與企業獨自承擔所有時間與成本。

對仲介，建立服務責任界線及政府通譯、醫療陪同與個案協調支援機制。

哪些屬於法定或契約服務，哪些屬於公共服務，應清楚區分；政府委託執行額外任務，也應有合理經費安排。

對國家社會，建立公共支出透明、跨部會管理及定期政策成效評估制度。

包括移工孕期相關服務的實際支出、本國勞工就業支持、少子化政策，以及不同群體的資源分配，都應有可以檢驗的數據。

而這一切的根本原則，就是：

預防勝於治療，制度管理勝於事後補救。

政府應在合法且符合人權的前提下，盡可能減少入境前的資訊落差與工作安排風險；對於仍然發生的個案，也必須建立有效的協調、安置與遞補制度。

結語：引進移工是為了解決問題，不能讓制度失衡製造更多問題

我始終認為，台灣開放引進外籍移工的政策目的，是補充勞動力、協助產業發展，並減輕家庭照顧壓力。

移工來台工作，希望透過勞動改善經濟生活；雇主聘僱移工，希望取得穩定人力；仲介提供服務，希望依合法契約經營；國家則希望透過完善制度，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利益。

原本應該相互配合的四個角色，不能因為制度缺乏完整配套，反而產生彼此對立。

移工的人權應受到保障，但雇主的合理用人需求、仲介的合法經營權益，以及國家社會的公共利益，同樣不應被忽略。

最需要負責的，不是任何單一群體，而是掌握法規制定權、行政資源與公共預算的政府。

政府不能把法律上的可能性，當成實務上的可行性；不能把行政程序當成完整解決方案，更不能把所有協調責任留給雇主及仲介。

當社會已經反覆出現類似爭議，主管機關就應主動研究制度缺口，而不是每發生一件新聞，就重新宣導一次法律。

人權不是只保障一方，制度也不能只要求一方承擔。

政府應該做的是平衡權利、釐清責任、預防風險、解決問題，而不是讓本來為了解決台灣缺工而建立的制度，反而成為新的社會衝突來源。